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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史漫谈——钱锺书先生怎样选诗读诗?——从《宋诗选注》到《钱锺书选唐诗》

  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中曾载一桩旧案:

 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。锺书回所工作。

 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,兼古典文学组组长。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,锺书挤不进了。他对我说:“默存回来,借调我们古典组,选注宋诗。”

  锺书很委屈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,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,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,也属外文组。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,他并不愿意。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,也赞许他的明智。锺书肯委屈,能忍耐,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,从此没能回外文组。

  阶段性地完成“毛选”翻译后,钱先生回到社科院,却发现原先供职的外文所“回不去了”,只好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,“借调”到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选本工作。这段轶事旧案,如今仍在中国社科院广为流传,外文所前辈笑称这是文学所对钱锺书先生的“久借不还”,而文学所的职工却格外感念这段经历之荣幸,因为钱先生不仅在学问上垂范后学,本人也为文学所做了许多工作。

  与《唐诗选》先后经由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陈友琴、王佩璋、乔象锺、王水照等多人接力合选合注不同,《宋诗选注》的编选全为钱锺书先生一人之功,杨绛先生回忆道:

  “选宋诗,没有现成的《全宋诗》供选择。锺书是读遍宋诗,独自一人选的。他没有一个助手……那么大量的宋诗,他全部读遍,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。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,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。”(《我们仨》)

  不过,即便一家一家翻诗集,一首一首选作品,钱先生的选载速度仍可谓惊人,1956年着手撰写,1957年已然成稿,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出书,书的封面上有三行文字标注: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|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|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”。书名用书法题签,题签者据说是沈尹默先生。《宋诗选注》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见解,饱受好评,至1992年便有七次重印,且书后附有重印附记。值得一提的是,时任责编弥松颐先生回忆,1978年后《宋诗选注》的书名题签发生变化,当时曾请钱先生本人题写书名,后来又换用了杨绛先生的书法——他们晚年喜爱互相题签。这一点在《我们仨》中也有佐证:

  《管锥编》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,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。锺书高兴说:“《管锥编》和《堂吉诃德》是我们最后的书了。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,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,咱们交换。”

  我说:“你太吃亏了,我的字见得人吗?”

  他说:“留个纪念,好玩儿。随你怎么写,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。”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。

  据资料显示,钱杨二位先生的互相题签不限于上述两本著作,杨先生题签的还有《围城》《谈艺录》等,钱先生的题签还有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等。

  说归正传。《宋诗选注》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,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,成为选本中的经典。虽然在1958年底的“拔白旗”运动中,钱先生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贻、曹道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、黄肃秋等,都集中写文章对该书的“资产阶级观点”做过批评,但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1959年在《中国文学报》上发表了《钱锺书的〈宋诗选注〉》一文,对其做了高度肯定,其后,夏承焘又发表了《如何评价〈宋诗选注〉》,再次说了公道话。

  相比之下,《唐诗选》虽然也是由社科院文学所编纂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但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。经过多次选注、删改、审订,又度过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,《唐诗选》的出版比《宋诗选注》晚了整二十年。钱先生亦曾参与《唐诗选》编纂,但这段经历却不很开心。编选《唐诗选》时,钱先生在选定篇目、作品讨论、考辨评点等过程均付出心血,尤其在晚唐中小家部分更是花了不少功夫,下了很大气力。但由于后期选本标准政治挂帅,编选组遂对原稿大删大改,钱先生做的稿子被删改得所剩不多。同时,在修改过程中还加入了后来被证明是伪作的回鹘诗人坎曼尔的诗——因为郭沫若曾对其高度评价。直至最终付梓前,钱先生仍坚决表示此选本不署自己的名,他对《唐诗选》的编订持保留意见。

  关于钱先生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,杨绛先生非常理解。为了帮他排解郁闷,她鼓励钱先生独立选一部唐诗,“专门选给她看”。钱先生接受提议,遂以《全唐诗》为底本,每天选几首,并由杨先生誊写抄录作为日课。这项选诗和抄诗的工作,自1983年陆续开始,1985年成为“日课”,至1991年止,历时八年,初题写集名为《全唐诗录》。由于不抱商业目的,也不受组织干预,所以这是一部非常“随性”的选本。对比来看,《唐诗选》是为“唐代诗人的诗歌选”,而《钱锺书选唐诗》则是“有唐一代诗歌的选集”;《唐诗选》是板着面孔的严肃文学的展览,《钱锺书选唐诗》则力图展示活泼泼的唐诗的方方面面。《唐诗选》共选了130余位诗人的630多首作品,《全唐诗录》则选了308位诗人的1997首作品,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,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。这多少可以弥补钱先生在《宋诗选注》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:“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……尤其对于大作家,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。在一切诗选里,老是小家占便宜,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。”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,《唐诗选》里杜甫选了71首,白居易选了30首,《全唐诗录》中杜甫却选了174首,白居易选了184首。相反,李白在《唐诗选》选了64首,《全唐诗录》却只选了23首。显然,钱先生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,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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