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网络  作者:佚名

。”这是宋理宗绍定年间的中下等土地价格,而此类土地占当地垦田的多数。绍兴三十年(1160年),江西吉州出卖官田3650余顷,计值138万余缗,“内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顷,计值三十一万缗”,“无人承佃荒田、山林、陂泽二千三百四十一顷,计直六十万余缗。”经江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黄应声复核,认为已承佃的土地价格原来的估价过高,“乞减价值三分”,无人承佃的荒田价格“乞别行估定。”所言已承佃和无人承佃的土地数字相加为3711顷,与其总数3650余顷不合,三个数字,当有传抄刊刻之误。以其原总顷数和原定价格计,每亩为3贯780余文,其中已承佃的土地价格为每亩2贯260余文,无人承佃的土地价格为2贯560余文,居然高于前者,显然有误不可信。重新估定的价格是将已承佃的1370顷原估31万贯减去百分之三十,即217000贯,则每亩1贯580余文。此数与前引史料所言的“每直不过一二千”正相吻合,仍属中下等土地的价格。至于膏腴之地,有江东江宁府的围田为例。绍定年间,江宁府溧阳县令陆子通曾强制将福贤乡围田6000余亩献给时相史弥远,史弥远“以十千一亩酬之”。但陆子通却以“一千一亩”的价格支付田主,结果引起轩然大波。所言围田价格为每亩10贯,但以史弥远之奸,当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支付所掠夺的围田,所以其价应当在10贯以上。

    福建有福州官庄的地价史料。宋仁宗天圣四年(1026年),福州要出卖官庄熟田1375顷84亩,共估价35万贯,每亩平均2贯544文。其中7县的官田土质“中下相半”,5县的官田“田色低下”,所以其价是以下等土地为主的中下等土地的平均价格。与江南东西路的同类地价相比,高出60%左右,原因在于福建地狭人稠,“亩直浸贵”。

    再看四川地区。宋孝宗淳熙元年(1174年),成都的金绳禅院收到布施田地三宗:“邓景亨者施十四亩有奇,直一百四十万钱;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亩,直一百八十万钱,潼川僧日道方施二十亩,直四十万钱。”每亩价格依次为近100贯、69贯200文、20贯。四川尤其是成都府路“地狭而腴,民勤耕作,无寸之旷”,地价之高,势在必然。但每亩高达100贯,难以置信。四川地区是铁钱行使区,此价应是铁钱的价格。绍定年间,成都府路官员徐朗离任前,曾“尽捐公钱七千余缗,市田一百六十亩以禀成都之府学。”每亩4贯375文。这一价格比较正常,当属铜钱价格。

    宋代地价资料集中在两浙路。宋哲宗元祐六年(1091年),知杭州苏轼言:“体问民田之良者,不过亩二千”,良田亩值2贯。南宋绍定年间,有人以“二百万易沃壤为亩二十有五。”每亩80贯,增长约40倍(可能是会子价)。平江府地价有4例:嘉泰四年(1204年),州学用钱1908贯505文(99陌)买到长洲县田136亩3角14步,每亩约14贯;另用钱1063贯375文(99陌),买到长洲县田86亩56角8步4厘,每亩约12贯200余文。端平年间,常熟县“拨到官钱共二万二千三百贯文官会,约可买田八百余亩。”每亩约官会27贯。数年后的嘉熙元年(1237年),有人以缗钱8500贯,买田520亩,每亩16贯300余文。建康府2例: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,府学以秦桧所赠钱1万贯,买田1890亩,每亩5贯300文;淳祐十一年(1251年),为立义庄,用钱52万贯买到湖田7278亩3角28步⑾,每亩68贯余,价格奇高,乃是因为湖田实属旱涝保收的肥沃之地。明州(庆元府)有5例:宋仁宗时,王安石言鄞县“百亩之直,为钱百千,其尤良者,乃直二百千而已”⑿。每亩1至2贯。南宋嘉定七年(1214年),同样是鄞县,“每亩常熟价直三十二贯官会。”开庆元年(1259年)有以下地产交易额:23亩2角49步,价钱60贯足,每亩约2贯600余文;8亩2角37步,价钱30贯(98陌,钱会各半),每亩约3贯700余文。宋孝宗时,定海县大部分地区的地价,每亩约20至30贯⒁。秀州有2例:宋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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